大量研究显示，大众媒体在影响公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基于各自的报道框架，媒体选择特定的事实、观点并通过文字、图片等形式编写成一条条新闻，共同塑造出一个介于客观现实与主观世界之间的拟态环境，潜移默化地建构着我们关于残障、残障人以及残障议题的所知所想，影响我们的所作所为。每个年度反省从残障权利框架报道残障事件的意义和伦理原则，用具体行动督促新闻报道充分发挥其影响社会的作用有其必要性。而年初新冠肺炎大流行状况的骤然爆发，给全人类带来伤害，冲击着社会的核心，助长业已存在的与残障相关的经济社会不平等现象，同时也让我们藉此为契机去更为深入地回顾，思考，与改变。基于《残库》搜集的年残障权利相关新闻材料，通过数月的分析整理，并向多位残障研究领域专业人士咨询，我们抽取出年残障权利相关领域新闻报道的七个关键领域，它们涵盖疫情下的残障者、受残障影响概念突显、残障打工人、残障身份的证明、残障与性别的合谋、视障拒绝权的行使、机构化的命运等七个领域，对年度媒体报道残障议题的概况进行盘点，绘制出不同主题下残障权利发展的脉博起伏，探究残障平等与社会融入事业发展曲折与缓慢背后的进步趋势，为建立起残障人及残障人组织与媒介之间共同协作促进残障平等与融合的伙伴关系提供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年、残障权利、新闻盘点
导言“即使在正常情况下，残疾人在教育、医疗、工作机会和社区参与方面都处于劣势，更容易陷入贫困，遭受忽视、暴力、虐待的几率也更高。此次新冠疫情正在加剧这些不平等现象，并带来新的威胁。”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年5月发布关于残障人与疫情的政策简报时的发言
从年年初持续至今的新冠疫情，是人们未曾料到的一起严重的“黑天鹅”事件。它的猝不及防，让残障平等在过去的一年显得尤为艰难。“新冠疫情不仅是一场健康危机，还正在冲击着社会的核心。其后果是助长业已存在的与残疾相关的经济社会不平等现象，并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些不平等。”[1]
这种不平等，或言残障群体在疫情中面临的更大挑战，因为重度脑麻少年的死亡事件，在大众媒介的报道里开始显现，也有媒体沿着线索出发，让更多困守的透明人被看见。但这种不平等，在疫情缓解后的恢复阶段，在残障群体和非残障群体的感受里，又呈现出极大的距离感与割裂感。
演员秦昊在接受《人物》采访时有一段感慨：“去年疫情闹得最凶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深有体会，我当时是被隔离了，就是每天都是被关在一个地方吃、喝，也不用干活儿，但那种状态其实是很痛苦的，人就是那么奇怪，什么也不干会让人特别难受。”数月困守于家中，这是绝大多数人在年的共同生命经验，而带来的感受也为人们所共有。但这其实是大多数残障者生活里，以年为单位计量的日常。然而，在后来有关残障的新闻报道与讨论中，并未有超越过往残障事件视角与范畴的大量涌现。在残障人的想象中，人们因为困坐家中的经历，会发展出对残障隔离的感受的共情与同理，反思过往居高临下的怜悯和以“为你好”之名实行的机会剥夺。但据我们观察，这些期望并未出现在公共空间的讨论里。
在陕西师大拒绝视障学生报考其心理学院研究生、布丁酒店刘家窑店拒绝视障住客独自入住等事件的社交网络讨论里，能力主义（ableism）[2]的观点仍然占据主导。对残障人理所当然的隔离，引起残障社群的愤怒，他们在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