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黄埔
记者摇篮
·本
“新闻研究会”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新闻学之根本知识，新闻之采集、新闻之编辑、新闻之选题、新闻通讯法、新闻纸与通讯社之组织”，可以说是比较完整、系统的新闻学教育。
年1月18日毛泽东邓中夏等在陶然亭慈悲庵合影图片
也正是在这里，毛泽东接受了中西方新闻学基础理论教育，学习了现代传媒理念，初步掌握了采访写作、出版发行的“十八般武艺”。
此时，毛泽东还兼任北大图书馆书记员，负责分发管理报纸，这又为他提供了一个学习与消化理论知识的便利平台、一个接触新事物新思想的广阔天地。
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肖东发认为：“毛泽东在‘新闻研究会’学习，在报刊阅览室工作，相得益彰。如果没有这个位置，他会失去大量研读新闻的机会。”
遗憾的是，因母亲病重，毛泽东只学习了3个半月便离校回乡侍母。但“新闻研究会”仍然认同他的学业，在年10月举行结业典礼时，为他颁发了乙等证书。
2青年时期热衷时评年7月11日至8月29日的50天中，毛泽东以“泽东”、“润之”为笔名，先后撰写了《北京政变与商人》（年7月11日第31期见报）、《省宪经与赵恒惕》（年8月15日第36期见报）、《英国人与梁如浩》（年8月29日第38期见报）、《纸烟税》（年8月29日第38期见报）四篇共计余字的时评。
年在长沙（资料图）
这些时评少则七八百字，多则两千余字，分析独到、见地深刻。《北京政变与商人》，被认为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篇目。
文中说，“这次政变发生了，惊动了老不注意政治的商人忽然抬起头来注意政治，这是何等可喜的一个消息。”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量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历史的使命。”初步阐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思想。
《省宪经与赵恒惕》从当时《民国日报》报道的赵氏花钱请民众游行维持省宪的事入手，揭示赵恒惕惨杀劳工、向商人勒捐、向农民提征田赋的行为。
文中说，“我们历来反对联省自治，因为他不是联省自治，乃是联督割据；我们历来反对军阀烂政客假窃名义的省宪，因为他不能做人民的保障，反做了军阀烂政客争权争利的保障。”
毛泽东或痛斥，或抨击，或疾呼，笔调辛辣凌厉。
《省宪经与赵恒惕》这样结尾：“赵恒惕这样万恶不赦的东西，居然还在那里假借名义大吹大擂‘护宪’，真不怕羞死湖南人！”
《纸烟税》嬉笑怒骂：“中国政府的‘阁议’，真是又敏捷又爽快，洋大人打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阁议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
洋大人要送纸烟来，阁议就‘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纸烟税’，再请四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英国人与梁如浩》开宗明义：“威海卫交涉现在逼着要签字了。除了山东人，全国国民并没有何等表示，这到底是什么缘故！难道国民忙于收还旅大运动就忘记了收还威海卫运动？还是国民只知恨日本不知恨英国；
只知日本帝国主义是侵略中国的，不知英国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是比日本帝国主义更要厉害的？”
4篇时评，我们看到一位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忧国忧民、嫉恶如仇。
《向导》合订本
《向导》上发表的毛泽东署名时评。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
年、年，毛泽东将目光聚焦于底层农民另外两篇调查报告，则展现出青年毛泽东脚踏实地、心系群众的赤子情怀。
很多人以为江浙两省是富庶之地，毛泽东实地考察，“证明江浙农民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太平富庶无多痛苦的农民了。”
《向导》内页目录。
《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年10月25日第79期见报）说，“农民辛勤半载，落得两手扑空，此时地中仍是积水片片，二麦播种无期，怨声载道，莫不表现一种忧惨愁苦的状态。”
年3月12日第期见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的名篇。
年1月4日至2月5日，34岁的毛泽东32天步行多公里，深入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五地，采访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乡绅等，形成了长达1.7万字的报告，客观评价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明确指出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
3“首席记者”，一笔退万兵“首席记者”
毛泽东一生与新闻工作结缘60余年，被称为“新华社首席记者”和“级别最高的记者”。
年到年，是国共较量决胜的时期，也是毛泽东一生中为新华社撰写新闻最多的时期。
因为最高指挥官的特殊地位，他掌握情况最全、知悉信息最快，加之掌控全盘、博古通今，因此他写起稿件来得心应手、气势磅礴，每每出手，都是旷世绝作。
毛泽东所写《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与谈话》部分手稿的复印件
据新华社老记者、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原代所长成一先生回忆，毛泽东写作十分勤奋，不仅速度快，而且准确、鲜明、生动，一天为新华社写两三篇稿件是常有的事。
有一次，毛泽东写完稿件之后，不无得意地问旁边的新华社工作人员：“你们说谁是最好的新华社记者?”大家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自此以后，“首席记者”“最好的记者”和“级别最高的记者”等称谓在新闻界流传。
毛泽东被新华社工作人员亲切地称为“新华社的首席记者
一笔退敌十万兵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舆论战史上，毛泽东用4篇新闻稿退敌十万兵的传奇故事，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
年10月，国民党军侦察判断，已被我军解放的石家庄和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西柏坡兵力有限。蒋介石立即飞赴北平，与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司令傅作义密谋，欲乘我冀中解放区兵力空虚，偷袭石家庄，袭扰西柏坡。
党中央和毛泽东接到中共地下组织报告后分析认为，石家庄只有少量守城部队，我华北野战军主力即便日夜兼程，赶到保定也需4天。敌快速部队最多3天就可以到达石家庄。敌军一旦进击，石家庄处境艰险，西柏坡危若累卵。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毛泽东指示中央机关做好撤离准备，电令华北部队急速增援阻击敌人。与此同时，毛泽东接连发出4篇文章，展开舆论攻势。
10月25日，新华社和新华广播电台播发了毛泽东修改的第一篇消息稿：《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把蒋傅军欲偷袭石家庄的图谋公诸于众;
27日，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第二篇新闻稿：《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
29日，新华广播电台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第三篇新闻稿：《偷袭石家庄敌军行动迟缓》，将敌军的行动告诉人民群众，一是动员解放区军民同仇敌忾一致抗敌，二是告诉蒋傅，你们的行动我们了如指掌，已做好战斗准备，专等你们自投罗网;
31日，新华社又播发述评：《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这4篇稿件将敌妄图偷袭石家庄的真实企图、具体部署讲得清清楚楚，字里行间透出千军万马严阵以待、誓歼来敌的气势和决心。
新闻稿播发后，立见成效。敌第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报告傅作义称：昨收听广播，得知对方对本军此次袭击石门行动，似有警惕。彼方既有所觉，必然预有准备，袭击恐难收效。
傅作义收听广播后，也大为震惊，认为自己的作战意图已被识破，强行进攻胜算不大。加之他的南进部队沿途遭我军民的顽强阻击，行动迟滞，估计继续南进将更加凶险，因此退兵作罢。
被称为级别最高的记者年初，毛泽东在新民学会讨论“会员个人生活方法”时说：“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可见，当记者曾是青年毛泽东的理想之一。
从青年时代主编《湘江评论》开始，到后来成为领袖人物，毛泽东为党的传媒写过大量社论、政论、杂感。解放战争期间，新华社播发的《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别了，司徒雷登》《将革命进行到底》《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名篇，都出自毛泽东之手。
因此，毛泽东也被称为“级别最高的记者”。勿忘人民，这是著名记者穆青反复强调的。腿勤、脑勤、手勤、嘴勤，这是“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先生给合格记者的定义。
作为记者，俯仰天地，能胸有大局大事，扑下身子，能感知民间冷暖。无疑，青年毛泽东在《向导》上的所思所行，为记者编辑们上了生动一课，是当下新闻战线“走转改”的鲜活教材。
重庆谈判期间：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
早在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大公报》就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还政于民……由一党专政过渡到民主宪政”。在蒋介石发出第一封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电报后，《大公报》对即将到来的国共谈判寄予厚望。
它在社评《日本投降了》中说：“蒋主席致电毛泽东先生，请其克日来渝，共商国事。这真是令人兴奋欣慰。……果使国家的统一与团结完成于一席谈，那真是喜上加喜，不但八年抗战为不虚，且将奠定国家建设的千年大计!”8月28日，毛泽东一行飞抵重庆，开始举世瞩目的两党谈判。
《大公报》为此发表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说：“经长期内战，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希望国共两党“认真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大公报》对毛泽东的期待由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