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有个热点社会新闻来自扬州晚报，被新京报和澎湃新闻等多家媒体跟踪报道，就是“据扬州晚报报道，银川一对老年夫妻，历时两年才办成离婚手续。其女儿称，母亲是盲人，因签字不合格，手也风湿变形，练了一年的字才办成。”这个事件引发热议。我倒不是想讨论这个事件，倒是让我想起半个月前热议后来得到《民法典》通过的“离婚冷静期”。由这两个近期新闻热点，引出我今天想推荐的这本写婚姻的书。
我先说一下对“离婚冷静期”的看法，不赞成。其它具体细节不探讨，对于提出设立“离婚冷静期”的理由，有点看不下去。字面上看起来就是说离婚这个决定可能比较冲动，所以需要冷静。既然如此，那么结婚的决定可能也冲动，为什么不弄个“结婚冷静期”，俩人到民政局扯证，“你们的结婚申请已进入系统，请双方冷静三十天后，再来办理结婚证。”这样看来，“结婚冷静期”更有必要啊。其实主要的大方向还是在于曾经搞计划生育的那批人，反过来鼓励生二胎但效果不明显，再加上离婚/结婚率比逐年上涨，这样一来，生育率也逐年下降，社会老龄化严重。所以要提升生育率或者说稳住生育率，就得从保住婚姻抓起。这样看上去，逻辑是通的，但是，事实上：
我扯了一点关于婚姻关于生育的社会议题，再多说一句，总有杞人忧天：如果都不生育，人类不就灭绝了吗？抛开不可能因生育灭绝，我很想说，如果真能这样，那真是太酷了，那几乎是全人类齐心协力一起完成的最伟大的创举。这反叛太摇滚了。下面抛开所有的关于婚姻的数据信息，进入正题，来到今天的文学地摊，关于婚姻的小说推荐：《革命之路》。
已故翻译家孙仲旭先生翻译了诸多理查德·耶茨的小说集，我也是因为看了很多孙先生译的理查德·耶茨的短篇小说，才迷上这个作家的作品，可惜这本没有孙先生翻译的版本。
婚姻是一条没有出路的“革命之路”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位作家们的作家理查德·耶茨，（RichardYates，年2月3日-年11月7日），美国小说家，被文学史长期不公正对待的大师，被遗忘的最优秀的美国作家。为何这么说，因为当年《革命之路》作为他的处女作，一炮而红，入选国家图书奖决奖名单，先后出版的几本小说都深受好评，但是他的书本中，没有一本的精装本销量超过册。如果说他在世时，他的作品遭到忽视，自从理查德·耶茨年去世后，他名下的九本书都悄悄下了架。在挤进大型超市的成千上万本书中，没有一本是他的。
这位影响了像诸如雷蒙德·卡佛、安德烈·杜波依斯这样的美国文学偶像作家，这位曾是最受作家史泰隆、冯内古特和罗伯特·斯通称赞为一代人的书写代言人的作家，这位受人尊敬而又悲哀的那一类：作家的作家——理查德·耶茨。一位在行文和角色选择上如此直截了当、毫不含糊的作品，他的作品却只能通过专门订购，或者在二手书店里小说类布满灰尘的最下层才能找到。直到年之后才被大众读者所重新认识并阅读，这个情况和理查德·耶茨同时代而且还相差两年去世的作家约翰·威廉斯（-）遭遇很像，他那本蒙尘50年的小说《斯通纳》是在年之后才重新回归大众读者视野，奉为文学经典。
说回理查德·耶茨的处女作《革命之路》，我先说第一读后感：
理查德·耶茨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在写女性主义在婚姻在家庭中的自我牺牲，也许弗兰克从来未曾想过当初是爱波放弃自己的演绎事业做家庭主妇。不论在郊区革命路号的家在外人看来多么完美的四口之家，他俩是多么完美般配的惠勒夫妇。实质上婚姻仍然不过是两个人的角力。所以意外怀上的第三胎对弗兰克来说简直是救星，甚至都不需要用空虚的升职来做留下不去巴黎生活的借口，重新被上级认为有价值。两个人的矛盾也在这里。爱波之所以要去巴黎，是因为她必须逃离摆脱一眼看到尽头每天在家等丈夫回家的日子，她可以在巴黎工作，有活力地活着。而弗兰克一直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所以他在职场需要领导赏识，在家里需要爱波在意认可他，在生活中需要朋友邻居羡慕。两个人也因此从一个要去巴黎一个不想去了开始，便已经踏上一条“革命之路”，便都在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而不再关心过对方了，所以一直到最后爱波不知道弗兰克升职后要做什么样的活，弗兰克也不知道爱波为什么必须要“出去”。可惜同时也无奈的是，最终还是只有爱波做出妥协，选择自己打掉腹中的第三胎，却因此失去生命。这个悲剧源于什么，源于婚姻像一场战争，对亿万惠勒夫妇而言，是一条“革命之路”，也源于安逸又空虚的美式中产阶级生活，它使人丧失意义丧失活力，唯有刺痛才能让人产生一点感觉，当人们渴望更多的感触时，就只能加重越刺越深，所以亲密关系就只剩下相互攻击伤害的感触。可怕的还不是这个，可怕的是这是理查德·耶茨的十一种孤独里完全没有“出路”的那种。
这里面出现的另一对夫妻，惠勒夫妇的邻居，四人组成美式中产阶级小朋友圈，邻居夫妇里丈夫谢普那么瞧不上自己身边这个无一样长处的妻子米莉，也许米莉感受得到，所以她小心翼翼地迎合谢普。当惠勒夫妻告诉他们为了不再空虚地生活决定移居巴黎时，谢普担心再也见不到他暗恋着的爱波，米莉夫妇表面上在表示惊讶之余更多的是表示支持，但等惠勒夫妇离开后，米莉吓坏了，这是她从未想过的事情。婚姻是一场战争，如果说惠勒夫妇是针尖对麦芒，几次激烈的争吵，那不断升级的视对方为敌人，恨之入骨的撕心裂肺地吵架，是明枪交战，那么谢普和米莉两个人完全不曾表达过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全是心里的暗箭交锋。
这本小说一开场，写的是爱波在本地排演的《化石森林》中担任主角，扮演一个位于沙漠深处的一间咖啡馆中的女招待加布里埃尔，也是一个痴迷维庸和巴黎的业余画家。加布里埃尔是个浪漫和爱动感情的笨蛋，她听信了莱斯利·霍华德扮演的伪装浪漫之人的大话，结果让后者挨了真正的匪徒杜克·曼蒂一枪。
这场郊区的演出一败涂地，观众特别是弗兰克的希望破灭了，被碾为粉末。耶茨逐格描述这些场景，写到了每处失误、每个漏过的提示和表演拙劣的对白。爱波——我们本来还希望她的美丽和沉着能为这场演出挽回一点颜面——很快也在舞台上就垮掉了；接下来的是锥心的耻辱。耶茨击碎的，不仅是弗兰克和爱波的希望，而且是读者的，让我们跟他笔下的角色一起受罪。
她在孤军奋战，显然随着每句台词，越来越底气不足。第一幕快结束时，除了演员，观众也能看出她已经力不从心，很快，他们都为她感到难堪。她已经开始在虚伪的戏剧性动作和紧张得不知所措之间变来变去；她当时仍然表现得不折不馁，但是尽管她化着浓浓的妆，还是能看到她脸上和脖子上因为耻辱而发热。
而这才是第一幕，换一位作家，也许就换了场景，但是耶茨让我们像弗兰克一样无法脱身，看着爱波和其他演员马马虎虎地演完剩余部分。耶茨让读者为他笔下的角色感到局促不安。希望被讽刺性的现实所取代，后面还有更多现实，不可遏制，我们只得忍受下去。因为我们都处于这种情形中，我们知道爱波只想演出快点结束，然而如同羞耻，如同生活，它不肯结束。
这出戏象征的，也是惠勒夫妇的婚姻。在去化妆间的路上，弗兰克想到自己很高的期望：
“……他对今晚曾有过美好的幻想，这样的幻想鼓舞着他：他早早地赶回家，先逗逗孩子，把孩子荡在半空玩闹，然后啜一杯鸡尾酒，他们比往常更早地吃晚餐，一边愉快地聊天。他会开车送她去那所高中，在他一只手的轻抚下，妻子的大腿变得温热坚实。（“我要是不那么紧张就好了，弗兰克！”）；他会专注、自豪地看完演出，然后在落幕的时候加入到观众们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当中。他会在后台的人群中挤过去，脸泛红潮，衣服有点凌乱。他会得到妻子含着眼泪的第一个吻。（“真的演得很好吗？亲爱的，真的吗？”）然后谢普和米莉会带着崇敬之情陪同他们去喝一杯，他们兴奋地谈着今晚的成功，在桌子底下他和妻子两手相握。他万万没有想到最终出现在眼前的会是这样沉重的现实。他曾经以为今天他的妻子将以一个光芒四射的形象出现，那是一个他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过的充满吸引力的形象，他的每一个眼神和动作都会让他喉咙充满渴望。（“你不想得到我的爱吗？）但是眼前的她，阴郁，痛苦……她仍是那个她。虽然他每天都努力去抹掉这个形象，但是他了解她就像了解自己一样痛苦而透彻。她面容憔悴，红色的眼睛闪动着幽怨，谢幕时挤出虚伪的笑，这都那么熟悉，那么家常，就像他酸痛的脚，发潮的内裤，以及身上的酸臭味。”
（注：本段译文来自我上面贴图版本的《革命之路》，侯小翊译）
他们在化妆间里的会面既尴尬，又拖长了。后来在开车回家时，弗兰克嘲笑剧中别的演员、观众和整个美国郊区社会，想以此告诉她没关系，但是爱波不想听。他们吵起架来，最后在黑暗的路边扯着嗓子吵，他们邻居的汽车的车灯一次次扫过他们。就像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中一样，梦想受挫，而代之以失望。
《革命之路》中从头到尾，弗兰克和爱波时常在观察自己，拿来自电影或者报纸的理想对照他们的生活。别人怎么看待他们？他们长得够漂亮、帅气吗？他们交对朋友了吗？存在一种神经过敏和担心没有做得很对或者不是很清楚举止该如何的焦虑，让他们在尽情嘲笑做事随大流时，效果也打了折扣。就好像他们在扮演男人和女人、丈夫和妻子、母亲和父亲的角色，生怕念错台词。他们在家里忙忙碌碌，照顾小孩，满腹牢骚，但又希望“他们生活中越来越严重的混乱也许还是能够理清楚，让其适合这些房间”。随着一个又一个月过去，他们意识到理想（视自己为不同凡响的人）和现实（作为跟其他人一样的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让他们采取极端措施，带来了悲剧性后果。
对于美国式成规，《革命之路》没说多少好话，这在当时是种相当普遍的情绪。更有意思的是书中两位主人公。一开始，弗兰克和爱波得到了我们的同情，因为我们都知道郊区生活是何等沉闷，闷得能把人变得荒唐可笑，知道消费者文化有何等虚伪和乏味，知道办公室工作是何等辛苦而毫无意义。对于过度敏感带来的折磨，我们所爱之人有些方面不顺利而带给我们的悲伤，金钱方面的失望以及意识到目前的生活离自己的理想相距十万八千里，我们都感同身受。我们都认为自己不同凡响，在我们不得不妥协或者把我们更高的希望调低，或者放弃我们最不羁的设想时，我们都会深受煎熬。但是惠勒夫妇的生活中所出的问题，很多源自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他们自私、软弱和未能接受事实的结果。如果说他们不是被动的角色，他们当然也不能算是坚强的，不是英雄，也不是反英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平凡人，只是耶茨让我们理解了他们的愿望（某种程度上说来，我们也有那种愿望）。他们自身及外在的因素，让他们未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尽管弗兰克和爱波显得对那种文化的病态理想极端鄙视，然而内心里，他们渴望达到同样的乏味的成功。他们失败，该怪他们自己，耶茨好像这样说——似乎在责怪他们精神上缺乏想象力或者没有自尊——然而他选择了描写他们，并且要我们认真考虑他们的内心生活，我们也这样做了。
在《革命之路》以及他后来的作品中，读者应当怎样运用自己同情心是个复杂的问题。就像希腊戏剧围绕的是其中角色的致命缺点，耶茨的小说也是如此。当然，耶茨的角色塑造在深度和广度上更为全面，最终结果却是同样的：角色失败是咎由自取，似乎命运使然。就是这种对笔下人物无情的刻画，让耶茨独一无二，使得阅读他的作品的过程如此感人（有人会说吓人）。我们从自己没那么轰轰烈烈的生活中，看出了他笔下角色所遭遇的失望以及错误估计。耶茨并未过分宠爱我们，给我们常见的救赎式、唤起生活信心的情节发展，来让一切都好一点，他完全没有利用喜剧来淡化耻辱，在该面对最糟糕的情形时，完全没有任何方式的躲避，完全不会减轻打击。
甚至在这些场景开始前，读者就退缩了，如同恐怖电影的观众意识到受害者会打开那扇不该打开的门。事实上，戏剧性的一部分，就像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就是估计耻辱有多么严重和角色怎样（或者是否）才能挨过去。
并不是说耶茨或者他笔下的人都永远不抱希望。错了，不幸的是，要反过来说才对。《革命之路》中从头到尾，弗兰克·惠勒对于更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此强烈，以至于经常自欺欺人地相信有朝一日，通过某种未可预料的机缘，有可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梦想，变成另外一个更有作为的人。他对自己（以及世界）抱有如此多的幻想，只有爱波的死，才会让他不再空想。
这本书痛苦而悲哀，到最后，读者完全得不到安慰。最后一幕中，一位丈夫关掉了助听器，这样就不用听她妻子喋喋不休地说她怎么从一开始，就知道惠勒夫妇不是好人。这一幕强调了沟通上的缺乏，更别说人们之间的交流了，也强调了我们相互之间何等孤立。这是个完美而有力的结尾，至少在姿态上，约翰·加德纳的长篇小说《复活》以及托拜厄斯·沃尔夫的短篇小说集《在北美殉道者的花园》中的同名短篇模仿过这个结尾。（作家的作家）。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耶茨说过：“如果说我的作品有一个主题，我怀疑这个主题并不复杂，那就是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一种无法逃脱的孤独中，他们的悲剧也在于此。”
这本小说对于现在这个时代的我们而言，我脑海里一直冒出来的问题也许和很多旁人一样：为什么不离婚？
我摘一段里面描写地极其真实的婚姻状态：
“这不是最糟糕的事情吗？我并不比她更想要一个孩子。就从那一刻开始，他的生活就由一连串他不想要的事情组成。他选择了一份无聊之极的工作，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己跟任何一个有家的男人一样可以负起责任；搬进一间价格过高的高档公寓，是为了证明自己信奉有序和健康的生活；要了第二个孩子，证明第一个孩子不是个错误；在郊区买下一处房子，因为那是一般人生活轨迹里下一步应该采取的行动，而他则证明了自己也有能力这样去做。证明啊证明，这似乎就是他娶了现在这个妻子全部理由。而她总是把他放在一个永远要为自己辩护的位置，她在他和和气气的时候才爱他，她只会凭着感觉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更糟糕的是，这个女人可以在任何一个时刻，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会随时想到离开他。就是这么简单，这么不合情理。”
然后我回答上面自己的提问，因为离婚也不是“出路”，从一开始，我们就都是亿万大众中的普通一员，哪怕是身处婚姻或者是经历过婚姻的绝大多数人，对婚姻的认知可能仍然和未婚人士一样浅薄。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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