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在看演唱会时接到消息，张贤亮先生去世。回来一路地铁里手机没信号，但是听渊博的党报编辑朱小姐给我展开科普，“我导师说张贤亮在智力上和体力上都极为优秀”，补充了很多（侧面）知识。
等回到家，已经晚上11点。先给陈晓明老师打了个电话，帮我梳理了一下张老的创作阶段和生平事迹，整理完已经快到晚上已经12点了，谢谢晓明老师，每次都接电话，有问必答。给冯骥才老人家发了条短信，问他睡没睡，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他说行。
“接你电话之前已经有媒体打过，但我都没说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还不确定他是真的走了。”张老的离去对冯老来说很突然。36年的好友，冯老说，自己今夜恐怕难以入眠。印象最深的一句是他说“我失去了他，比文坛失去他更加难受”。
今儿一大清早给从维熙老人打电话，没想到他能够接受采访。我说我是晚报的记者，他竟然直接叫出了我名字，说，晚报采访一定可以。感动。他比张贤亮还大三岁。印象最深的是他说，“贤亮喜欢开玩笑，对我说，你是‘大墙文学之父’，那我就是‘大墙文学之叔’啊。”特别特别感谢从老。
接着给远在上海的梁晓声老师打电话，他对好友的离世也很难过，主要是觉得很突然，因为此前大家都对他的病情比较乐观。印象最深的一句是梁老师调侃张贤亮做生意搞影视城：“连你都变成这样了，我们不革命行吗？”谢谢梁晓声老师。
我们截稿时间到了，还有很多想采访的人没有采，比如李国文老人家（已经85了）、张抗抗老师、王安忆老师等等，由于我们版面有限，这些内容也不会都发布出来，所以就在公号里全发了吧。感谢田老师提供各位作家的联系电话。
冯骥才：他跟我说活得过十月
冯骥才今年9月7号去俄罗斯，临走前放心不下医院的张贤亮，“我先问他，贤亮你怎么样？你见好吗？贤亮说，我不见坏。我当时心里咯噔一声，觉得不好了。”昨天下午刚刚回国，晚上就听到了张贤亮去世的消息，冯骥才不相信是真的，各方求证，得知张贤亮真的去世后，十分难过，“朋友的感情来讲，我失去了他，比文坛失去了他更难受。”
而张贤亮生前的最后一条微博，头三个字就是冯骥才：“冯骥才先生在《城市为什么需要记忆》的文章中诠释了城市为什么需要记忆，……，这与‘老银川一条街’的创作遵旨几乎不谋而合。”
“他跟我保证说自己活得过十月份，当时他对自己的并还没有绝望，不过他是个特别好强的人，就算不好也不会说。”一年前，张贤亮查出了肺癌，当时已经是晚期，情况很不乐观。最初得知消息的李小林（巴金之女）告诉了冯骥才，“我当时就掉眼泪了，然后我慢慢静下来，觉得我首先得安慰他，就给他打电话，举了好多肺癌最后治好的例子，没想到他反过来还安慰我。”
最近一个月，张贤亮的病情恶化，他医院住院治疗。“他这个病一年了，“魏明伦前一阵给我打电话，说贤良怎么了，他电话老是打不通，他时常不接电话，我们都很担心。”冯骥才赶紧给张贤亮打电话，他接了，但是说话声音很虚弱。“我听着声音很小，气喘吁吁的，费劲，就觉得不好，因为贤良平时说话底气十足，嗓音洪亮，还带着浓浓的鼻音。”
冯骥才还是不放心，在去俄国前补发了一条短信给张贤亮，大意是，你相信你生命力有一种生气，肯定可以挺过这一关，你先不要回回宁夏，就住在协和，你有什么事情就要叫我。“我还跟韩美林约定好了，他的美术馆将来建好了，我们要一块儿去找贤亮去。”
冯骥才和张贤亮是36年的好友，“贤亮是个特别好的人，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比我大6岁，如果说10年一代的话，他比我早一代，和王蒙、从维熙是一代人，他在这一代作家里是最年轻的的一个。”冯骥才和张贤亮从年起一同开始担任政协委员，整整二十年一起。“在我们朋友的心里都是很重要的人，他很讲义气，很直爽，大家都跟他非常好。”
冯骥才眼中，张贤亮个人遭受的磨难太深切，他们一起经过了伤痕文学时期“他是个充满了文学勇气的作家，这也是这一代作家最大的特点，贤亮非常有才气。”对于张贤亮的“生意”，冯骥才告诉记者，“他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就是个很有开拓力的人，生活很有激情。他搞的那个西部影视城我也去看过，他真是做得生龙活虎。”
从维熙：现在我理解他了
在张贤亮去世前几天，从维熙在翻旧照片的时候意外找到了二十多年前，张贤亮外出访问，途径美国夏威夷时给他写的信。“昨晚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挺难过，晚上很早睡了，但是也没有睡好。”从维熙告诉晚报记者，作为同一代作家，张贤亮、邓友梅、王蒙等人的命运起伏惊人地相似，“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在我们这一代十分近似，他和我的创作时间大体上近似，命运也和我差不多，多年的下放劳动，他比我面对的更加严酷。”
“他自己开玩笑，对我说，你是‘大墙文学之父’，那我就是‘大墙文学之叔’啊。”从维熙回忆，自己和张贤亮的早年交往比较多，八十年代，他们同陆文夫等几位作家一起在北戴河写作，那时的北戴河还不对外开放。
在张贤亮晚年从商之后，几乎远离了原来的文学圈，和许多早年好友联系渐少。“后来他开始从商，搞了一个影视城，我记得因此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当时没有说什么，但对他这个做法不太理解。”从维熙说，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谈文人与商人的结合。可能这篇东西他看到以后，也跟我疏远了。”
“现在回忆起来，我可以理解他了，他这么做有他个人的因素，他就出生一个从商的资本家庭，这样的人的细胞基因里很聪明，有从商的本领，胆子很大，也很勇敢。”现在的从维熙已经可以理解张贤亮，但他们的交往渐渐少了，“他从商以后给我来过电话，让我来影视城看看，可能是由于我俩性格上的不同吧。”此前，梁晓声和张抗抗在电话里告诉过告诉从维熙，张贤亮来北京看病了。
从维熙眼中“大胆”的张贤亮在创作上也是这样，“他给中国文学里的性打开一道闸门，他为此和可动了脑筋了。”从维熙还提到，张贤亮在获得商业的成功之后，文学作品就少了，“这是必然的，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后来他写《一亿六》，跟以前的作品就不一样了。”尽管如此，面对多年老友的离去，从维熙深感伤怀，“让我很心痛”。
梁晓声：他心里有大儿童的一面
“他今年来北京看病，给张抗抗打电话，张抗抗问他想见谁，他说晓声。”梁晓声说自己和张贤亮生病之后在京的几次见面都是在极有限的朋友圈里，“也就三个人”。梁晓声告诉晚报记者，“我们碰到一起的时候还会辩论，我俩对于中国时事的某些看法分歧很大，但这种矛盾一点儿也不影响我对他的基本看法，他的心性里还有大儿童的那一面，只不过他的性格表现的稍微高调一些。”
梁晓声回忆，俩人见面就相互调侃，“他总是调侃我：‘我在作家里是第一个开上宝马车的’。我也反过来调侃他：‘连你都变成这样了，我们不革命行吗？’他希望引导我能够理性、全面的看待经济发展，最后一次见到他，我还跟他辩论呢。”
“他发病发的很突然，前年的十月我遇到他，他悄悄跟我讲了他的病情，我当时完全不相信，我觉得他在开玩笑，或是小题大做。”梁晓声回忆，“一般人肺部出现化点了，就以为是一般的肺病，我还嘲笑他来着。但当时他说的特别认真，来北京看病是在医院，我和（张）抗抗去看他。当时中医说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他这么快走了我也很惊讶，我们当时都是比较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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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采访中，听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涉及到张贤亮先生的私人生活。反复斟酌之后，觉得逝者为大，并没有写进文中。在这个时候，“爆料”并不重要。希望大家能理解我的做法。
本文作者原创，转载请注明“《北京晚报》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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