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系统梳理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一，记述了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的成立并开始建立学科体系及全面、深入开展中国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第二，概述了中国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成立和开展民族古籍普查，促进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近十多年来，又开展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评审包括民族文字在内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启动西藏、新疆古籍保护专项工作，进一步推动民族文字古籍的保护和研究；第三，列举了民族古文字研究的大量创新性成果，以彰显中国民族古文字的研究取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第四，希望进一步做好民族古籍普查，深入开展民族古籍研究，夯实民族古籍的定级工作，使民族文字古籍“活起来”，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更大的贡献。来源：《民族语文》年第4期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在中国境内，除各民族通用汉文外，很多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制并使用过30多种文字，并形成了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数量巨大的民族古籍，成为中国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古籍文献推动了各民族的文化发展和交流，为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民族古文字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虽有所开展，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疆一些古代遗址和甘肃敦煌石室陆续发现了大量古文字书，其中包括佉卢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古藏文等。随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又发现了大批西夏文文献。这些民族文字文献多流失国外，先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重视。后来，国内专家也开展了研究。当时，陈寅恪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力涉猎多种民族古代语言文字，如吐火罗文、突厥文、回鹘文、古藏文、西夏文、蒙古文、满文等。当时在陈寅恪、王国维、罗振玉、赵元任等的带动和影响下，一些年轻学者投身研习中国民族古文字，成绩斐然。如季羡林对焉耆—龟兹文的研究，韩儒林、岑仲勉对突厥文的研究，冯家昇对回鹘文的研究，罗福苌、罗福成、王静如对西夏文的研究，罗福成、王静如、厉鼎煃对契丹文的研究，罗常培、韩儒林、陆志韦对八思巴文的研究，罗福成、金光平、金启孮对女真文的研究，金梁、李德启对满文的研究，于道泉对古藏文的研究，杨成志、丁文江、马学良对彝文的研究，石钟健对白文的研究，方国瑜、傅懋勣对东巴文的研究，等等。他们开创了中国学者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的先河，为后来民族古文字文献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古文字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在国家的大力组织下，民族工作蓬勃发展，民族古文字研究逐步复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蓬勃开展起来，并达到新时代的繁荣发展。20世纪50年代，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进行民族识别。年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参加调查的专家学者最多时达到千人以上。当时的调查，除了重点调查各民族的社会、历史、语言外，还调查了古今民族文字的使用情况，同时还搜集了一批民族文字古籍文献。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图书馆馆藏的古藏文、老傣文、老彝文、察合台文、水书等民族文字文献古籍就是那时搜集的。民族古文字研究向来是“冷门”学科，问津者少。但20世纪50-60年代还是有一些关于民族古文字研究的论著。如夏鼐的《和阗马钱考》（《文物》年第Z2期），韩儒林的《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等。20世纪60-70年代，一些民族古文字，如西夏文、回鹘文等的研究逐步开展起来。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古文字研究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开展的。二成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建立学科体系“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从事民族古文字研究的老专家恢复业务，中青年学者开始活跃，研究民族古文字的一些论文相继发表。在学术团体相继成立的氛围下，研究民族古文字的中青年学者主动与老专家联系，酝酿成立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年在天津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季羡林、翁独健等16位德高望重的老专家倡议重视和加强中国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建议成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在民族古文字研究基础薄弱、专家不多、各文种不易沟通的情况下，这是一项解放思想和具有开拓性的倡议。（一）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的成立年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召开专家座谈会，季羡林、翁独健、陈述、金克木、马学良、李森、熊德基等20多位老专家和一些中青年学者与会，畅谈中国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以及对发展民族文化、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现实意义，强调成立研究会对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组织、团结民族古文字研究专家形成合力的重要性，并决定年8月召开研究会成立大会。随后照那斯图、史金波于年7月到河北省承德市，与承德市文物局等单位联系，筹备召开研究会成立大会事宜。年8月1日，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次学术讨论会在承德避暑山庄召开。当时老中青专家学者们的热情都很高，与会者近百人，其中有翁独健、陈述、金克木、马学良、李森、熊德基、金启孮、闫万章、王均、陈士林、张克强等老专家，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民委”）、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出版社等部门的领导江平、马寅、牙含章、张养吾、李鸿范等热情出席。会议的主题是研讨民族古文字研究的意义和介绍各文种概况。那次会议是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专家学者的首次大聚会、大交流，是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具有开创性的里程碑，是民族古文字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提出来的重要标志。它和汉文古文字的研究成为中国古文字研究领域的双翼，使中国古文字这门学科更为丰富，更为完善。会议确定，研究会是从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的专业和业余人员的民间学术团体，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会议推举包尔汉、季羡林为名誉会长，选举傅懋勣为会长。（二）举办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研究会成立后的第一件重大学术活动是年10月举办的“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在研究会成立大会前，筹备组通知与会专家学者尽可能带一些民族古文字文献原件、拓本或样品，以便向代表展示、交流。会议期间因陋就简，借用避暑山庄烟雨楼布置了两层展厅，展出了多种民族古文字文献，受到与会者的好评，由此萌生了组织大型民族古文字展览的设想。当时研究会在既无资金，又无展品，也无办展经验的情况下，积极拓展思路，解放思想，白手起家，闯出了举办大型展览的新路。在国家民委文化司和民族文化宫的支持下，解决了资金、展览场地问题，在全国各有关部门的热情协助下，解决了展品问题。从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等国家级文博机构到边疆民族地区的文物单位都无偿提供了珍贵展品。经过一个月的紧张筹备，年10月1日，由国家民委文化司、研究会和民族文化宫联合举办的大型“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在民族文化宫拉开帷幕。研究会负责展览会的全部专业工作。展览会用近千件展品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民族古文字的概况，展示了丰富的文献，宣传了开展研究的重要意义。展览会展出了包括佉卢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古藏文、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西夏文、老傣文、老彝文、东巴文、哥巴文、契丹文、女真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满文等近20种文字的大量展品，其中很多重要文物和文献是第一次公开展出。为期一个月的展览，参观者达一万二千余人次。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对这次展览很重视，乌兰夫、赛福鼎·艾则孜、阿沛·阿旺晋美、万里、邓力群等1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了展览，有的领导还询问了这一学科的情况，提出了希望。展览会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不少知名专家热情参观展览。广大参观者参观了这一别开生面的展览后，感到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有的参观者还在留言簿上写下留言：魅力无比，沁人心肺，虽成静物，满室生辉。展览对民族参观者有更大的吸引力。国外人士对展览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英国、法国、美国、日本、荷兰等20多个国家的外宾和联合国的有关官员相继前来参观。新闻界对这次展览也很重视。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新华社播发了消息，《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也作了报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多种外语用30分钟时间向国外听众作了介绍。这次展览第一次向国内外受众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民族古文字及其文献的概况，宣传了民族古文字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使国内外了解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促进了学术交流，为增进民族团结、繁荣中华民族文化做出了贡献。（三）有组织地开展民族古文字研究工作研究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民族古文字研究组织工作，在不同阶段提出了民族古文字研究的重点，在加强队伍的组织建设、促进会员之间的学术交流、编辑出版研究成果和学术资料、开展古籍整理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至今研究会先后召开了11次全国性的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还举办过多次地区性和专题性的中小型学术研讨会。很多会员在文献资料整理和专题研究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影响。研究会编辑出版了《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傅懋勣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一次全面介绍了中国民族古文字及相关的多种文献，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随后研究会又编辑出版了多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论文集，还刊印了一些有关的图书和资料。研究会成立后，有力地促进了各文种的研究并形成了开拓、务实、进取、团结的优良传统，民族古文字研究呈现出全面发展的良好态势。年研究会成立20周年之际，在承德召开大会，回顾、总结了研究会20年来走过的历程，展望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年喜逢研究会成立40周年，在银川召开学术会议，进行研讨和总结，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三成立全国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促进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发[]37号）重要文件，同年12月，国务院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李一氓任组长。此后，中国古籍的整理工作出现了更繁荣局面。年1月20日，李一氓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论古籍和古籍整理》。时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润华致信李一氓，说明民族古籍的重要性。后来，李一氓在《人民日报》再次撰文谈古籍整理工作，专门论述了民族古籍，明确指出民族古籍是中国古籍的一部分。后来才知道李一氓对黄润华的信很重视，特地批转到国家民委。当时国家民委的领导也